党史春秋·人物篇

张光天

张光天（1912.8—1980.6），原名张希浩，曾用名古田，周至县竹峪谭家寨人。1912年8月2日生于富裕的书香之家。父亲张笑仙，字季行，品行端庄、为人和善，思想进步、尊重科学,倡导新文化，书法出众，除早年在兰州、西安等地做过一点政事外，后半生在周至从事社会救济事业。张光天之妻王秀兰，国家干部，1981年5月病逝。张光天兄弟姐妹四人，光天为二，兄长张希严在国民党地方从政，弟弟17岁时夭亡，妹妹张希挺终生从事教育事业。其子女六人现均在西安等地工作。

张光天幼时在村中上私塾，后转入西安菊林小学。读完小学后，又转回周至继续读高小。1929年进西安中山中学学习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受学校进步思潮影响，他参加了中山中学抗日救亡工作，担任抗日救国委员兼纠察队队长。在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，张光天同全校700多名同学一起，捣毁国民党西安党部和书记家。后多次游行示威，宣传抗日主张。

1932年1月寒假，在上级党、团组织的授意下，他回到周至，组织起了周至学生抗日救国会。他主持召开大会，揭露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，宣传爱国抗日，反对退让妥协的不抵抗主义，用以激发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。他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周至学生们的拥护和响应，却遭到了周至县国民党政府的不满，不但不给抗日救国会学生安排住址和活动场所，反而设置障碍百般阻挠抗日爱国宣传活动，有意在省城寒假回乡学生和本地在校学生之间制造矛盾。张光天等人在周至五凤楼开会时，县教育局长赵寿祺指使一些地痞打手，手持木棒、枪支冲进会场，将抗日救国会的张光天等十余人打伤。张光天和寒假回家的同学们返回省城，找到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（地下党员）申诉，并经陕西省法院裁定，撤销了赵的国民党周至县教育局局长职务。经过这次斗争，他的觉悟进一步得到提高，更加仇恨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，也坚定了他继续坚持斗争的信心。

5月,张光天与同学阎明赴上海新民中学上高中,认识了团中央交通员唐益之。经韩学雅介绍，他加入了团组织，并担任上海江湾区共青团区委委员兼宣传部长。张光天与其他进步青年学生一起，参加了“上海声援东北抗日救国大会”，手拿石子向坐在主席台上的戴季陶掷去,顿时会场大乱，他乘混乱之机逃脱。经过这次斗争考验，党组织将他接收。

1933年2月，他身份暴露，在叛徒蒋平的指认下，张光天在上海被捕，被关押在上海汉口路监狱。在狱中，敌人对张光天多次施行酷刑审讯，叫他供出真实身份和其他地下党员，他始终说自己是念书的学生，未参加任何组织，更不知道什么地下党员。其父张笑仙托人通过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以10000银元上下疏通，才被保释出狱。同年11月间，被叛徒阿顾出卖，张光天第二次被捕，判刑八年，关押在上海曹河泾监狱，开始了漫长、严酷的狱中生活。张光天团结狱中难友进行了多次不屈不挠的斗争，使敌人非常恼火。1936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，敌人将张光天等50多人一一作了编号，用绳子捆起来，押上汽车运往苏州军人监狱看管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日本飞机轰炸苏州。国民党迫于国内人民的舆论压力，才将苏州军人监狱的政治犯全部释放，张光天随之出狱，返回西安。

1937年10月，张光天接受了说服、争取周至匪首张宗昌的任务。张宗昌股匪几乎全是当地因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农民，他们举着打富济贫的旗帜，在秦岭北麓周至西骆峪一带活动，曾追随过徐海东，当过几天红军。张光天化名古田，只身闯入匪穴，向匪首张宗昌阐明了党的政策。张宗昌当面表示同意，并约定了归顺日期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国民党特务组也派人上山拉拢张宗昌。由于匪性决定，张宗昌行为无常，遂决定杀害张光天。张宗昌和国民党特务一起将张光天拉到行刑场地，威胁利诱，但无论用什么办法，张光天决不改口。无奈之下，敌人当场杀死了一个无辜群众给他看。张光天始终面不改色，用蔑视的眼光回答他们：“请便吧！”千钧一发之际，张宗昌忽然想到张光天家是周至西部有名的富户，想留下人质弄一笔银子，便一挥手说：“将人押回票房！”在拘押期间，张光天向看守他的一个老实落草农民趁机宣传党的政策、穷人的出路，启发他的阶级觉悟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他俩踩着崎岖的山间小路逃出了匪窝，不一时追赶的枪声响了，那个看守倒下去了，张光天继续向前逃跑。跑了一整夜，赶出泥峪口，到了平川的塔庙，这时他已疲惫不堪、饥饿难当。恰好村口有个卖牛肉的，张光天被土匪搜得身无分文，正在为难，旁边蹲着个农民叫殷培林，看见落难人，同情怜悯，替张光天付了饭钱。（解放后张光天同志就任周至县第一任县长后，忘不了当年一饭之恩，找到了殷培林，将一匹战马赠予他。）

12月，通过西安地下党组织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，张光天去“陕北公学”学习。学习结束后，张光天被分配在延安中央局和西北局工作，任秘书、干事、股长等职。在延安，他与其他同志一起，参加生产劳动，进行经济建设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，为振兴根据地的经济做出了贡献。当时，担任西北局书记职务的高岗，不顾根据地经济的困难，挥霍无度，生活糜烂，群众意见很大。张光天出于向党负责的态度，向高岗提了意见，高岗不但不思悔改，反而百般刁难、打击，利用延安整风运动，诬陷张光天是国民党派遣的“特务分子”，送进了边区保安处关押，准备执行枪决。张光天在失望之余，一面坚持斗争，一面上书党中央和毛主席。中央按照毛主席“大部不捉、一个不杀”的政策，及时纠正了高岗强加在张光天头上的“特务分子”嫌疑，使他重新获得了为党工作的机会。

张光天对敌斗争胆识过人，而且觉悟高、能吃苦。1942年秋天，在他返回延安不久，延安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。深夜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延河水暴涨，急流怒吼声，倾盆大雨声，牲口嘶鸣声，人的呼救声，房屋和窑洞倒坍声，混成一片，还夹杂着接连不断的打雷声，看到的只是一片咆哮的延河水。张光天住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西北局，听到洪水声音，他不顾一切地冲向出事地点，奋身跳进滚滚的黄泥水中，和巨浪、木石、柴草拼搏，出出进进数次，寻找溺水的人和牲口、棉花、布匹等，救出了四名溺水的老人和儿童，受到了西北局机关党组织的表扬，大家赞誉他是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的好干部。

1946年夏天，西北局号召干部到白区艰苦的地方去搞武装斗争，张光天同志积极报名参加。陕西省委张德生派张光天到周至、眉县一带做地下工作，主要任务是做土匪武彦昌一伙的收编归顺工作，收容李先念部队北上散落在终南山的解放军人员，建立太白山区革命根据地。农历八月十五，他准备赴眉县和一个同志接头，在周至哑柏仰天河西小路上被乡丁发现遭盘查，押入哑柏土牢，被一名看守的乡丁认出。国民党周至县公安局长付志歧闻讯确认，立即转押周至县城，第三次被捕，在周至监狱关押了20多天，后解往西安市大兴善寺内看管。押解途中，他在渭河滩作通了看守士兵的思想工作，被秘密放掉，逃往延安，又回到了西北局，被重新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任敌军工作科科长。他随“一野”参加了保卫延安边区的各大战役，经常冒着生命危险，在作战前沿阵地向敌军官兵喊话宣传，争取了数批国民党军投诚起义。

1949年6月，周至解放，中共陕西省委任张光天为周至县县长，他莅任后，积极开展支前、肃特剿匪反霸、建政、优抚等项工作，使百废待兴的周至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。1950年4月，中共西北局调张光天为中央西北局劳动部处长。1953年，西北局劳动部改为西北劳动局，张光天被任命为副局长。1954年10月，张光天被调到北京中央劳动支部学校工作，任副校长。1958年北京劳动经济学院成立，张光天任副院长。1960年5月，张光天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参赞。1962年8月，调回陕西省劳动局工作，任副局长。几十年来，他长期从事劳动管理工作，对劳动工作干部的培养提高，对劳动工作的广泛开展，以及对我国工人的援外活动，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。

1966年5月16日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张光天同志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迫害下，多次遭受轮番批斗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省委及时恢复了他的领导职务。他衷心拥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，坚信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能够取得胜利。由于过去在白区工作时，多次遭敌逮捕折磨，留下了脑病，加之解放后过分劳累，积劳成疾，就在他满怀豪情、壮心不已，为四化建设努力工作的时候，不幸于1980年6月18日逝世，终年68岁。他在临终前还再三叮咛子女们：“一定要听党的话，为党很好地努力工作。”